觀察61期/魏子雲為何「觀之心痛」?/歐陽健

─兩岸紅學交流應進入「深水區」

http://www.cntimes.info 2018-09-03 02:09:29
 值此魏子雲先生(1918-2005)百歲冥誕,萬卷樓出版了《魏子雲歐陽健學術信札》,書中所收239封書信,既是兩岸學術交流的珍貴文獻,也是探究魏先生學術思想的寶貴資料。

 眾所周知,魏子雲先生是學術、戲曲、寫作都有所成的大學者。在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他的金學研究,已得到海內外普遍肯定;而他對於紅學的深湛思考,卻未引起足夠重視。他2002年10月9日的信中說:「三年前來台展覽紅樓夢史料,春柳堂詩稿,亦赫然占在主要地位,年輕學子立在案前抄寫。觀之,心痛。」就饒有深意提出了一個原則問題,不能輕輕放過。

《春柳堂詩稿》疑點多

 信中所說「來台展覽紅樓夢史料」,指的是1998年9月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引君入夢:1998紅樓夢博覽會」。一個月內參觀者逾十萬人次,許多觀眾凝神細看,駐足流連,在台灣掀起了一股「紅樓熱」。

 面對如此空前盛況,魏先生為何「觀之心痛」?因為所展示的曹雪芹文物,就有非常靠不住的《春柳堂詩稿》。信中說:「縱然吾等指出此詩稿,在著作時間上,與曹雪芹之在世時代,相差出乎五十年,何能相干也。」而將《春柳堂詩稿》這類可疑的材料推薦給年輕學子,豈不是誤人子弟?他怎麼能不「觀之心痛」呢!

 早在1966年,台灣紅學泰斗潘重規先生就提出,晚近數十年來,胡適考證《紅樓夢》,舉凡有關紅學資料,「片言隻字,無不視同拱璧」,是完全不正常的。他指出如《棗窗閑筆》,不僅字體頗拙,且有怪謬筆誤,如將「服毒以狥」之「狥」誤為「狗」字,當出於抄胥之手,謂為裕瑞原稿,似尚可疑(魏子雲2002年10月9日信中也說:「其《棗窗閑筆》之抄寫行草,委實庸俗不堪一睹。」),受潘先生啟迪,我對《春柳堂詩稿》提出了辨疑,且向魏子雲討教。他1991年11月1日回信說:「大作春柳堂詩稿中的芹溪問題,收到後就拜讀過。辨疑論點,極具創見。使我感到不解的是,像這樣清楚的問題,何以幾十年來無人進入解說它?……相信你這部書,當能為紅學辟出了新天地。慢一點,把疑點弄弄清楚,完成一個結論再成書。先別急。紅樓夢與金瓶梅不同,不同處在於它已有胡適之的根深而蒂固。要想立新說,非先掘根不可。」

 我質疑《春柳堂詩稿》的根據,是此書作者的嫡孫於光緒15年(1889)付梓,作為其祖父的宜泉,不可能和卒於乾隆壬午癸卯間的曹雪芹相交。魏子雲對此表示讚賞,並親自撰寫《治學考證根腳起─從〈春柳堂詩稿》的曹雪芹談起》(《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2期),指出宜泉不可能是乾隆年間人,約卒於同治二年(1863)之前。其詩《遊太陽宮有感》有「當霑臨照普,得仰大明懸」一句,「絕難出現在乾隆年間。只憑這句詩,也可判定這位詩人宜泉先生,不可能是乾隆年間人也」;40年來,「居然以今見之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春柳堂詩搞》為信史,洋洋灑灑,連篇累牘,作為鐵證,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寫注腳」,而深感遺憾。

 台灣大學劉廣定先生也寫了《再談〈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問題》(《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第l期),據《彰化縣誌稿》卷十「名宦」,查得興廉,字宜泉,漢軍旗舉人,咸豐八年(1858年),由閩縣,擢任鹿港同知,同治三年復來任。再查《詩稿》序跋,可推知宜泉「大約在光緒己丑(1889)的20年前,即同治八年(1869)左右逝世」。

 也有人對此表示異議。如劉世德《張宜泉的時代與〈春柳堂詩稿〉的真實性、可靠性》(《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說:「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對曹雪芹的研究說來,是相當重要的史料。從五十年代起,紅學界的許多朋友曾經多次使用它。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我萬萬沒有想到,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居然還要來撰寫文章,公開為它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作辯護。」

 劉文所持的理由之一,是張宜泉與興廉不是同一個人,「興廉是舉人出身,做過兩任地方官,先任侯官知縣,後升鹿港同知。而張宜泉,卻是終身布衣,一個平民老百姓。」魏子雲以充分證據,論證宜泉做過官:有詩自稱:「小臣忻聖化,經過不辭頻。」早年似乎曾服過軍旅,有句云:「懷國渾忘苦,勤王豈悼劬。行營無定息,千裏碎銀輸。」

 他在1993年11月28日的信中說:「兄台駁述有關春柳堂詩稿文,實則用不著費事,弟那篇短文,足以配上兄前論,有力說明春柳堂詩稿中的曹雪芹,不可能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攀上關係。」

 1993年12月3日信中說:「以兄這篇駁劉世德文來說,只要舉弟文所指之『得仰大明懸』一語,就可以全盤否定張宜泉是曹雪芹同時代人。何必再論那些『親杖履』?弟所舉意見,翁同文、趙岡、以及劉廣定都認為該詩稿已屏出紅樓門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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