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67期/二二八口述歷史有不少問題/黃種祥

http://www.cntimes.info 2019-03-05 01:14:22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超過70年,台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已大幅改變,各方對事件的論述不斷進行調整。相關當事人、目擊者甚至研究學者們,對事件的認知有落差,其論述也因時、因地、因立場而有所改變。

 姑且不論事件的經過,最終以軍隊鎮壓群眾來收拾殘局,讓國民黨臉上無光,不願多談此事;戒嚴之後,社會環境肅殺,情治單位嚴格監控,自然也不允許公開討論此議題。二二八平反運動更挾帶省籍隔閡與本土悲情,歷史傷痕與受難家屬的血淚,一直是反對黨崛起的最大政治資本。

 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中,口述歷史占極重要成分,主要是因為官方文獻及檔案被認為是加害者的紀錄,部分不太為學者接受。台灣學者陳翠蓮說過,「戒嚴時期,統治者試圖抹滅民眾的歷史記憶,與二二八有關的記述無法在公開場合出現,因此想瞭解二二八事件只能由回憶錄、傳記或者小品中濾出線索。」

 一般而言,檔案為第一手史料,最為重要;包含口述歷史在內的回憶性資料當然亦有價值,但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易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現今二二八口述歷史的問題,可大致分為四點。

訪談對象集中於受難者

 習賢德曾完成《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中央警校台幹班的集體記憶》,希望以這部作品,「平衡近年較偏向純以受難者之主觀,回顧史事的取向」。他訪問了37位當年參加台幹班的警員,其中有人被參與的群眾毆打,大多數人的武器被奪,但在政府「放棄抵抗」的命令下,只能與其他外省人被集中「保護」,到現今還被認為是「加害者」。

 作家李喬曾為撰寫歷史小說進行田野採訪,對口述歷史的侷限性及錯誤傾向有所認知,他表示,除了故意胡扯之外,敘述的內容有誤,有幾種可能︰(1)當年年紀小,或原本就沒看清情況,記憶本身有誤;(2)原本就只是聽說,經過長時間沉澱自我內化變成親身經歷;(3)人的記憶力有限,受到他人論述影響,填充了變形的記憶;(4)人類本身有自行修補記憶的本能,尤其「內心有愧」的人常會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

 他提到,這些缺失比起某些「歷史家」基於政治立場而造假,僅是小瑕疵;且口述歷史可以透過數量的累積,「量大為正」,達到一定比例時,錯誤的說法會被比對出來。

 但除了早期的政府出版品外,現今能見到的各種相關口述訪錄,以受難者作為對象的比例占絕大多數。拿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口述訪問系列為例:《淡水河域二二八》書中27篇訪錄,有25篇受訪者是受難者家屬或親友;《花蓮鳳山二二八》受訪者多為張七郎家族的親友;《諸羅山城二二八》29位受訪者中,前20位是受難者及其家屬,後面的9位「市民」中,有7位參與了攻擊紅毛埤彈藥庫及水上機場,只是沒被政府追究責任,僅有兩位算是旁觀見證人;《噶瑪蘭二二八》中,受難者及見證者各13人,但見證者中,曾被軍警審訊者超過半數。

 誠然,受訪的數量大到一定程度時,可以看出其中的矛盾與問題,但是當受訪對象集中於天秤的其中一側,那麼恐怕得到的只是某一方想要的結果。在利益相同的情況下,受訪者們共同建構出對單方面有利的二二八論述,在這個理論架構下,或許也建構了如同「想像的共同體」一般的「台灣民族」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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