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72期/王睿:老師應教讀賴和〈一桿稱仔〉

http://www.cntimes.info 2019-08-01 02:09:48
 日前李家同教授在報紙投書抨擊108課綱弱化了學生的基本知識,未來會造成大災難,更早時則有教育團體及家長聯盟呼籲當局暫緩,甚或重審新課綱。但這些意見似乎枉然,108課綱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其實,課綱和教本都是編寫者的意志,108課綱的鬥爭已經有了結果。手上沒有權力的教員與其書空咄咄,不如因勢利導、借力使力。新課綱強調「素養化」,這就給了教員比較大的自主空間,而不必拘泥在固有的材料上。或者說,固有的材料可以操作出更好的價值。真正值得憂慮的是教員不辨菽麥,輕忽了有價值的好材料。所以說,108課綱的成敗不在課綱本身,而在於人。

〈一桿稱仔〉的價值

 以國文教本中的〈一桿稱仔〉為例,有些教員認為賴和這篇小說的藝術性不高,又是白話文,便隨意講講,甚或不教;另有些教員見獵心喜,把〈一桿稱仔〉扭曲為不合原意的「本土化」材料。這些人大概不論用什麼課綱都能敗事。閱讀該書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書中主角秦得參的反抗與覺悟,為什麼只能以「同歸於盡」為代價?這是賴和在1925年書寫這篇小說的真正價值和苦心所在。

 秦得參的母親,內有早逝的丈夫和可憐的幼兒,外有地主為富不仁。即使後來招贅一個夫婿,也是對年幼的得參多些打罵,還把自己視作一種「機器」。在男性主體社會的農勞時代,況且是在日本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體制下,得參母親承擔著多重的悲劇。因此,上述一大段看似「入題太緩」乃至有些「無趣」的背景陳述,其實是作者書寫反抗的「半邊天」。這個「半邊天」,由得參的母親默默展開,再由得參的妻子默默繼承。得參的父親死了以後,「只剩下可憐的妻兒」,作為故事的伏筆;得參死了以後,「只『銀紙』備辦在,別的什麼都沒有」,一樣是剩下可憐的妻兒,成為故事的照應。兩個宿命般的女人,默默支撐那「半邊天」的「覺悟」,也為自己撐起整個悲劇的天空。

 這座黑色的天空,是秦得參的反抗與覺悟必須以「同歸於盡」為代價的原因,它就是日殖下的台灣「警察社會」。歷史上,台灣成為一個恐怖的「警察社會」、「警察管區」,是由1898年來台的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所建立的。

 前三任日殖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和乃木希典,都沒能控制住本島的抗日力量,乃木希典和外務省甚至萌生了出售台灣給法國的論調。到了兒玉源太郎則雷厲風行,在1898年11月發布《匪徒刑罰令》,嚴格規定凡是對官警進行抵抗者,無論已遂或未遂,全部處以死刑。在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合作下,台灣被分成兩大「警察管區」,下轄全島20個行政廳;而警察管區長有權指揮區內廳長,且支廳長和課員也全部由警察來充任。換句話說,「警察管區」成為事實上的行政管區,並通過「警察支廳」的建立來徹底掌控台灣人,尤其是對台人各項苛捐雜稅的榨取。至於台灣人警察,僅占總數的20%到30%,且都是最下級職位的「輔佐」性質。

 在1922年,也就是賴和創作〈一桿稱仔〉的前三年,日本內地民眾與警察的比例是1228:1,朝鮮民眾與警察的比例是919:1,而台灣民眾與警察的比例則是547:1。此外,兒玉/後藤當局為了達到「以台制台」的目的,還在1898年8月頒布《保甲條例》,恢復並強化台灣固有的保甲連坐制度。這包括聘用台灣地主、仕紳擔任保正或甲長,並在各地主管警官轄下設置「壯丁團」,再由這些數倍於日警的台灣人負責監視、糾察與協力治安的工作。

 通過對日殖台灣警察與保甲體制的認識,就能明白貧弱如秦得參的「反抗」,為什麼只能是「同歸於盡」的同義詞,也能多一分理解和同情─在日殖台灣「警察社會」體制性報復的懸念下,得參妻小的悲苦只能沉埋在恐懼而不見終點的深淵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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