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78期/台灣婦運半世紀的風霜雨雪/顧燕翎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2-06 17:36:48
 2019年韓國賣座的女性影片《82年生的金智英》,在台灣亦創下佳績,原著小說譯為18種語言,熱銷全球,台灣的中文版上市不久即賣出22,000本。金智英是一位年輕的都市上班族,婚後退出職場在家育兒,感受到種種難以言喻的性別壓力,而發展出多重人格的心理病症。

台灣婦運尚未竟功

 台灣不少年輕女性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後感到慶幸,覺得台灣比韓國進步多了,因此台灣不需要婦女運動。這句話聽在我耳裡十分熟悉,也感觸甚深。

 1950年代蔣宋美齡即說婦女運動已經成為歷史名詞,而提出以婦女工作取代婦女運動的主張。1980年代全球婦運鼎盛,台灣婦女團體十分活躍,卻深怕被爭女權的「婦女運動」污名化,寧可自稱兒童或環保團體,不承認是婦女團體。許多女性學者在婦女研究的學術會議上,也一再主張台灣男女平等,不需要婦運;或者女性應努力工作,贏取尊重,而不應該抗爭。

 21世紀初,「多元性別」甚至號稱取代了婦女,讓女性消失。回首半世紀,台灣婦女運動創造了重大改變,卻也始終面對被消失的命運。

台灣有沒有金智英?

 一部細數家庭主婦日常的抗議性小說和電影,能夠跨文化吸引眾多讀者和觀眾,似乎又在告訴我們:世界需要改變,台灣也需要改變,雖然本地的婦運走在韓國前面,但其存在仍屬必要。事實上,全球尚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許多人稱羡的芬蘭,敢宣稱自己已經達到男女平等了。

 也正因為婦運的正當性不斷受到質疑,女性爭取平等的行動持續被檢討和自我檢討,反而證實了女性地位並不穩固,台灣婦運尚未竟功。 

從「女才」到「女權」

 受到全球第二波婦運的啟發,台灣婦運於1970年代中期開始萌芽、集結。當時台灣仍在戒嚴時期,但社會面臨轉型,戰後成長的「新生代」期待政治和社會改革,年輕女性開始聚集,要求平等的發展機會,讓她們在廚房以外,也享有一片天地,與男性並肩貢獻社會。

 此時的代表人物呂秀蓮並不認同西方的女性主義,而自創「新女性主義」,並揚言她所主張的「女才運動」,有別於西洋的「女權運動」,同時也不挑戰女人的「本分」和「天職」。溫和的改革受到媒體和開明男性知識分子的青睞,形成聲勢,卻受限於戒嚴法規,未能組成社團,而以報紙雜誌和「拓荒者出版社」為主要發聲管道。

 1980年代中期解嚴前後,眾多婦女團體興起,李元貞、鄭至慧等人組成的「婦女新知雜誌社」公開挑戰父權文化、提倡女性主義,爭取女權,如工作權、身體自主權、財產權以及平等的婚姻關係,但強調與男性有相同的「權利」,而非「權力」。即便如此,社會仍期待女性扮演支持者而非挑戰者的角色,對女性主義懷抱戒心,因此男女會員兼收,從事公益,而非謀求女性權利的團體如「新環境主婦聯盟」,在社會上受到更大的肯定。

從「女權」到「女力」

 但是,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饀餅,沒有權力便很難取得權利。1990年代婦運累積了更多實力,轉而爭取決策權,此時國際婦運也以「增強女性權力」(empower women)為口號。

 1989年底立委、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前,婦女團體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主張普設托兒所、設立婦女勞工局、實施彈性上班制、修訂夫妻財產制及離婚法等。之後在歷屆選舉期間,婦女團體要求候選人發表婦女政見,或檢視候選人的婦女政見,並且主動和從政者合作,推動或修改法條,紀欣所領導的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更提出「婦女優先、政黨中立」的口號。因此,修憲後的基本國策納入了平權條款:維護婦女人格尊嚴、保障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實質地位平等。

 已婚女性有了財產權、住居權、子女姓氏權,《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才相繼通過,民法親屬篇也多次修訂。此外,各級政府的性平機制、民代的性別比例代表制、各處性別友善設施和哺集乳室的增加,都領先全球。

展望台灣婦運未來

 然而,當婦女運動掃除了基本障礙後,性別歧視和偏見仍以隱晦的方式存在,女性仍集中於低收入、低發展的服務業;仍是性暴力、性騷擾的主要受害者。與性別相關的諸多政策,如性工作、代理孕母、性教育、考試和用人的標準男女應否一致等,也因為牽涉面向廣泛,而需要更深入的討論、更合理的設計。

 再進一步來看,女性主義始於個人,終於天地萬物,性別平等只是婦運的中繼站,最終目標在消除人類社會中的歧視、異化和剝削,在有限的生命和時間裡,大家互相照顧,找到好的方法,共同有效經營資源有限的地球,讓萬物得以和平共生。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
 
【大華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