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82期/鍾肇政豈是「台灣文學之母」/郭譽孚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6-07 03:59:36
 鍾肇政是國府統治下,歷屆重要的文學獎得主;但他也是出身於皇民化運動下的青年師範,原本是日本人訓練的青年學校與青年訓練所的皇民化師資。

 鍾肇政在戰時因發燒而聽力受損;因此,他對很多事物都得倚靠他的想像力。他的大河小說帶動了我島以台灣島史為題材的寫作風氣。而他的想像力則大大有利於他寫作大河小說的需要。

小說內容未反映真實生活

 鍾肇政在日據下成長,以日據台灣史為小說素材,並以寫實為標榜。他先後寫了兩本三部曲的小說與多本長篇小說;號稱「記錄了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各階層的生活實況。」 然而,事實上,他的小說多半是想像出來的,並非寫實;因此,他的寫實主義,卻缺乏了寫實主義文學所需要的生活與思想背景。

 但是,鍾肇政的小說帶動了之後的李喬與東方白的三部曲─都是以台灣歷史為號召的小說。然而,他們真的深入理解歷史的發展嗎?如果以鍾肇政為我「台灣文學之母」,是合理的肯定嗎?其作品給了台灣文學怎樣的養分與典範?

吳濁流批評「摻了太多水」

 我自己就是受台灣文學的影響,而開始研究台灣歷史,此時沒有太多時間批判鍾肇政,但我要指出,他的前輩吳濁流,批評他的大作「摻了太多水」。被吳濁老如此批判的人,居然還能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尤其,母親是何等神聖的名號,這真是台灣所有文學心靈的悲哀。

 台灣文學的母體,應該是她的人民與她深刻的、由荒誕到崇高一體的歷史與文化,以及滋養與承載這一切的大地。在鍾肇政的文學中,不過是日本殖民官方與國府官方框架下的摻水作品吧。好多水啊,形成他的大河小說。

台灣民報反映了真實狀況

 真要理解日據史,就應該找當年的《台灣民報》來看,正可以印證這些大河小說對日據描寫的「淺入淺出」。 我就此引手邊書稿中的一段供參考─

 「看蔗農如草芥,視細民如魚肉;若有勢力者,婢先為其採取。若無勢力之人,必須呈送禮儀,方肯為其採取。若無勢力,無餽贈禮物之人,任其甘蔗枯槁,百般刁難,使一般窮民抱屈難伸,無可赴訴,…。會社所雇落園之人員或割尾或割蔗或車夫或積台,如農者必須呈送敷島及檳榔,方肯相當為其採取甘蔗,若無前記之食物敬呈,割蔗人則留下蔗頭六七寸或三四寸之長…種種刁難,…會社與嘉南大圳互相聯絡…自大正九年編入嘉南大圳區域,今則給水溝、排水溝,皆賴民力工作,略告成功…源流水量不足,是以設計輪作法,…且思三年間播一回水稻,豈能達水利之目的乎?…農民之純益不足供賦課之需。嗚呼哀哉,…孔聖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若嘉南大圳之當事者,罪惡滔天。…農民明知甘蔗之無利,而思水稻之有益,無奈受嘉南大圳之強制輪作法,三年播種一回之水稻,…若嘉南大圳與製糖會社共同維持利益而不知細民之慘景,妻號寒於臘月,子啼饑於豐年,告貸無門,…」。〈小農民的十大苦況〉,《台灣民報》1925年12月27日。該年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3.7歲;到了1939、1940年,數據更下降到22.7、22.9歲。

 再貼一資料:「近日嘉義中埔庄方面發生腦脊髓膜炎,所以當局就大驚小怪,馬上派了許多的巡查,住在該處。那所被派的巡查,便就自作威福起來,強要庄民的薪炭。這還少可,甚麼要酒〈就日本清酒方可下嚥〉要肉,天天像那座保正的強求起來,稍有不應他的,他們就打就罵,又再向被交通遮斷的老百姓,待遇像入監獄的囚犯一樣,不順他的意他就打罵起來;就是順他們的意,他亦要尋事,或弄人如玩物似的,至不可言者,就是膽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戲弄那潔白質樸的村里婦人…這樣的事不但中埔庄,全島是處處皆然…」。出自友泉撰〈防疫警察是真了不得〉,《台灣民報》,1926年3月7日。

 林獻堂先生日記1941年3月21至22日記載:「張福立來赴役場主催農業增產之業主打合會,先來訪問,談『三年輪作』之害,數十分間乃去。記特務來,告種蔗之害…業主之損失莫大,而佃人亦無利益,為擁護製糖會社,使人民莫大之損失,汝等默默而不報告何也。記言種蔗問題州下報告日數十通,州郡當局非不知也。不解何故而不能改。」

大河小說本該反映史實

 日本人中當然也有好人,我們不應該非理性地沉溺在過去的不幸中,但是,那51年的歷史是讓我先民哀痛的史實啊。請問在鍾肇政自豪反映了我島歷史的大河小說中,有深入地反映上述的深刻史實嗎?

 「摻了多少水」啊!吳濁老的評語,真是深刻的寫實主義大家的用詞。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大華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