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銓:李登輝的悲哀 最終難圓台獨夢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8-01 0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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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香港8月1日電(作者 許世銓)7月30日,李登輝告別了他98年的人生舞台。

  李登輝的一生複雜善變。他精於權術,一度爬到了權力的巔峰,也曾跌落到政壇的谷底,但他翻雲覆雨,始終玩弄台灣政治於股掌之中,維持了政治存在和影響力,算得上是個奸雄。然而,他最終也難園他“台獨”的黃粱夢,這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哀!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就李登輝在台灣主政十二年期間兩岸關係的風雲變幻,對他的所作所為,做一個歷史的回顧。

  一個可能引起人們反思和探討的問題是,對李登輝的“台獨”本質人們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清楚的認識?筆者認為,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事,抓住本質當然至關重要。但是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說,他想做什麼和他能做什麼是兩回事,就像孟子見梁惠王時舉的例子那樣,要“挾泰山以超北海”的人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從李登輝1988年上台直到今天,他一直難圓“台獨”夢,除了他本人的問題外,更重要的是客觀形勢的發展,主要是大陸反“台獨”的堅定立場和日益增長的實力,使得 “台獨”的喧囂難以成為現實,正所謂“形勢比人強”。李登輝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是他1994年春對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說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想“台獨”而不能“台獨”確實十分悲哀!就兩岸關係而言,不管李登輝的本質如何,當他成為當權者之後,大陸當然要和他打交道,沒有別的選擇。如果他要“台獨”,“打交道”就是要遏制、斷絕他的“台獨”之路。李登輝上台之後,大陸在不斷推出“促統”舉措的同時,也堅決嚴厲地開展了反“台獨”的鬥爭。此外,認識本質,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要有一個“聽其言、觀其行”的過程,孫悟空那雙能立即識別人和妖的“火眼金睛”只是神話。選李登輝作接班人的蔣經國無疑也是看走了眼,或者說是李登輝當年用韜光養晦的謀略騙過了蔣經國。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有這樣一段有趣的對白:

  司馬遼太郎:可是身為一介學者的李登輝先生,您真能掌握政治的秘訣,是政治家,同時連“黏糊糊的”政治謀略也運用自如。

  李登輝:因為我從小就很敏銳呀!我總是在思考該如何內斂。對了!日本有一句話不是說“食客添第三碗飯時是悄悄地要人盛飯”嗎!

  當然,李登輝也摸不透蔣經國內心是怎麼想的。他說:三年又九個月之間,他當總統,我當副總統。一星期見他一兩次,他生病之後,也曾經一個月才見一次面。當時我向他說過的話都記錄在一個筆記簿裡,現在當然還不是能發表的時候。但是蔣經國先生是否真的希望讓我做他的繼任者並不清楚。

  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中,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立場蛻變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從聲稱“立足台灣,放眼大陸,胸懷全中國”,很快蛻變為兩岸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階段性兩個中國”,最後是“兩國論”。這個蛻變過程就是他對司馬遼太郎說的要做現代的“摩西”,把台灣帶出中國。為了“出埃及”,他“選擇迂回務實的道路”。他在他所寫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傳授”了他的為政之道:“政治家在面對問題時,絕不能只作直線的思考……通往目的地最佳之途徑,不見得是直線,有時稍作迂回,反而更容易解決問題。” 對他來說,為了要改變兩岸關係,首先要穩住兩岸關係。

  為此,1990年10月7日,李登輝在他的總統府內成立了跨黨派的“任務編組”國統會,1991年2月23日,國統會又通過了“國統綱領”。1990年8月底,李登輝曾就成立國統會的緣由向他的資政和戰略顧問們做了說明。他說,他就職總統時提出了任期內的四大任務:“完成憲政的改革,經濟的轉型,外交的突破及社會心理的重建等工作。”而設立國統會是為了“創造有利憲政改革的條件與環境,如期達成上述的各項目標”。

  回過頭來看,李登輝當權十二年所做的就是這四件事:“憲政改革”就是通過修憲從法理上把台灣和大陸分離開來;爭國際空間,就是在國際上造成事實上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局面;改變台灣的“社會心理”,就是“建立強固的‘台灣認同’(Taiwan Identity)”,“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從國家和民族認同上“去中國化”。這“四大任務”中,核心的是憲政改革。至今,台灣共進行了七次修憲,其中六次是由李登輝操盤完成的。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利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的機會,拋出了他的“震撼彈”“兩國論”。他聲稱“兩國論”的“法理”依據就是六次“修憲”的結果。他說:“1949年中國成立以後,從來沒有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我國並於1991年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台灣人民中選出。1992年的憲改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構建出來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他的結論是:“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兩國論”是他“迂回路線”的目的地,圖窮匕首見。

  但是,“兩國論”是李登輝在“自圓其說”,由於受到大陸、島內反“台獨”力量以及國際上普遍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的制約,李登輝操弄的六次修憲在法理上並沒有取得他聲稱的結果。首先,修憲採取了“增修條文”的形式,沒有直接改動本文。這裡,至關重要的是憲法總綱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雖然經修憲,國民大會被撤銷,改由立法院行使這一功能,但“固有疆域”並沒有變更。如果把“固有疆域”的“固”字改為“現”字,即變成了台、澎、金、馬,那就等同宣佈“台獨”,大陸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採取非和平手段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那將是一場“一字戰爭”。此外,在“增修條文”前,李登輝還不得不加上“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作為修憲的緣起。從法理上說,台灣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仍然是一個中國的法律文件,是台灣任何行政當局合法性的法源。

  從李登輝的自白中看得很清楚,他成立國統會、制定“國統綱領”,玩的是“瞞天過海”的權謀。對於“國統綱領”的實質,大陸當時就有清醒的估計。由於它白紙黑字地說,“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肯定“這不失為一種順潮應勢之舉”;但對“綱領”要兩岸“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平及軍隊國家化的原則”協商統一等要害內容的實質進行了揭露和批駁。評論指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在國際上互不排斥”是要在國際上推行“雙重承認”、製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而所謂“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是圖謀先“和平演變大陸”,然後才能談統一。 “國統綱領”把統一進程分為條件苛刻的三個階段,而且沒有時間上限,是玩弄“拖延戰略”,實際上是“不統一綱領”。美國學者黎安友和陸伯彬在他們1997年合著的《長城和空城》一書中就指出:“實際上,綱領以大陸自己放棄手中的所有籌碼作為開始談判台灣和中國關係的先決條件。”“如果大陸滿足這些條件,那就使台灣自由地追求它所要的最大限度自治,包括獨立。”

  但是,如果認為李登輝完全沒有“統一”大陸的野心或妄想,也不完全符合事實。1990年9月26日,李登輝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說,統一“可能有兩種方式,即台灣統一中國或中國統一台灣”。當時,大陸剛剛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接著又發生了東歐劇變、前蘇聯解體,一時世界社會主義制度“大崩潰論”甚囂塵上,李登輝也加入了這場大合唱,他在國統會首次會議上說,“中國統一的契機已經展現”,“至此關鍵時刻,尤應勇敢地迎上前去,承擔起此一主導未來中國的重大責任”。在此之前的1990年3月,他甚至口出狂言:“我們在六年間一定有機會回大陸。” 當然,李登輝的這些言論實際上是色厲內荏,其基本的策略還是“先求穩當,次求變化,唯有示穩當才能自存,求變化才能致勝”。

  李登輝在台灣主政12年,一生極力操控台灣政治,在“台獨”的路上越走越遠,最終難圓其夢,了結悲哀的一生!

  (作者許世銓,大陸前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本文擇錄於其《邁向中國統一之歷程》一書有關章節)

  
【大華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