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如何認識真正的台灣史?

http://www.cntimes.info 2019-02-03 16:49:05
  本報訊/孫文學校總校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月號發表專文《認識真正的台灣史》。作者指出:當世界上更多的人願意來到台灣,願意“享有”台灣時,台灣也就可“享有”世界了,也就有了真正的“主體性”。故步自封、以“我執”來愛台,只會害台,只會讓自己失去所謂的主體性。“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鎖島”排他思維將使得台灣逐步萎縮,唯有“台灣是世界的台灣”的認識,台灣才有機會享有全世界。“和平開放”是台灣必須要走的道路,“有容乃大”則是台灣面對世界、展望未來唯一的座右銘。文章內容如下: 



  一、以正知摒棄偏見 



  台灣近二十多來,進行的是一場“去中國化”的教育,同一時間,主其事者也開始利用手上的權柄,以台灣主體為名,把台灣史從中國史中抽離出去,而以獨立的脈絡敘事,把“台灣史”定位成“國史”,讓兩岸形成“一邊一史”的認同結構。 



  推廣“一邊一史”並曲解台灣史的人,大略可分為兩類:一是為“獨立建國”而必須要建構去中國化的台獨史觀;另一種則是為了要打倒從大陸來台的中國國民黨。兩者目的雖不盡相同,方法卻是一致,即透過“台灣史”的撰寫與詮釋,以期完成其政治目的。這二十多年來,台灣史成為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工具,錯誤的研究報告、隱藏真相的歷史事實、錯亂的歷史詮釋,的確在台灣造成“去中”的效果,並透過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化、醜化國民政府來台後的作為,成功地讓年輕學子在認同上產生巨大的改變。 



  不僅是教科書,隨著民進黨取得執政權,一些台獨史觀的學者也逐漸占居教育、學術或教學樞紐地位,掌握了資源分配的權力,也使得不同觀點的學術界新進,不敢碰觸此一議題。政治人物不喜讀書,對歷史不求甚解,為求選票,媚俗討好,因而既無知識,也無興趣去瞭解台灣歷史的真相,反而輕率地認同已經行之有年的“政治正確”。


  誤讀台灣史是台灣的全面性現象,即使馬英九總統任職八年(2008-2016)期間,也未能堅持對歷史課綱做任何一個字的微調。以訛傳訛、積非成是,經過一、二十年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若干謬誤的台灣史觀點已成為“政治正確”,這也使得認同問題成為台灣社會難以愈合的傷口。台灣也從解嚴後,1990年代起進入一場由“認同問題”而引發的“民主內戰”。這場內戰用的不是槍炮,而是選票,內戰打的不僅是“政權的爭奪”,更包括“我是不是中國人”,以及由這個身分認同所引發的“統”、“獨”,還是“維持現狀”的台灣前途爭議。2016年民進黨獲得全面執政,標示著這場認同的“民主內戰”,透過台灣史的教育,結果已大勢抵定。 



  這一場因認識台灣史而引起的認同內戰,使得台灣社會撕裂,影響團結與發展,而其結果卻會使得另一場迄今仍然存在的“兩岸內戰”的和平曙光更是遙遙無期。明確地說,如果不能理性認真面對歷史認同問題,台灣終將永無寧日。 



  為使台灣社會正確認識台灣史,本人與蔡正元先生共同撰寫《台灣史基本讀本》一書(2019年1月出版)。內容分為“早期台灣、清朝治理、日本殖民、‘民國’治理”四大單元,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議題,為一全方位認識台灣史的基本讀本。本書章節結構安排參考十二年國教歷史課綱,亦可作為高中歷史學習課本或教材,也可以作為大陸朋友認識台灣史的必備讀物。 



  台灣目前坊間有關台灣史的著作,立場論調已大同小異,歷史敘事幾乎都是在“分離史觀”的脈絡下撰寫。《台灣史基本讀本》近二十萬字,可以說是近十餘年來在台灣唯一一本以史實為基礎,全面客觀撰寫的台灣史。本書在序言中指出二十個目前台灣有關台灣史教科書的謬誤所在,並在本書中一一以史實導正釐清,本書的出版對於重構正確的台灣史及重建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有絕對重要的意義。 



  本人所屬的孫文學校不僅出版《台灣史基本讀本》,也出版《本國史基本讀本》(兩册)、《中華文化基本讀本》(兩册),《孫文思想基本讀本》、《二二八事件讀本》,以期建構應有的國族認同。 



  以下是《台灣史基本讀本》一書最後一章的結語,與讀者先行分享: 



  滄海百年,可能只是歷史一頁;世事多變,最終也是灰飛煙滅。歷史都會過去,但是留下的記憶會影響著未來的腳步。 



  台灣島上有文字歷史以來,也不過短短幾百年,但是由於這個島上的統治者換來換去,歷史的記憶與詮釋也就有了不同與爭議。呈現真實是避免爭議的最好方法,但是面對同一事實,仍會有不同的理解與詮釋。因此,閱讀歷史,要有一顆包容的心,但是也該有一些基本的是非。閱讀歷史,不僅是在瞭解過去的點點滴滴,也希望透過歷史,得到啟發,避免重蹈覆轍,讓社會走得更好。


  “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就是在彰顯歷史固然無情,但是卻可以呈現人們應有的價值選擇。面對歷史,我們應該有感情,也應有理性,更應有來自良善價值的判斷。沒有良善價值為依據,是不夠資格評論歷史的。面對歷史時應思考,是否瞭解了事情的本末?誤解了誰?污蔑了誰? 



  過去的人、過去的事,都已經過去了,他們已是明日黃花、黃土一抔,我們的任何評價對他們已無意義,而是對我們當代的人與事有意義。我們看歷史,必須要從群體的發展著眼,如果只是從自己的私心、恩怨、意識形態出發,不惜曲解歷史,甚而誤導他人,那不僅對不起歷史,也是不道德的。 



  沒有人可以全盤理解歷史,本書也是一樣,即使試著全盤深入瞭解,仍可能有思想不周之處,但是在回顧台灣史時,仍得出若干心得感想,藉此與讀者分享。 



  二、台灣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還是一個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社會。這是台灣史的核心問題。近十餘年,台灣的教科書是以“台灣是多元文化社會”為標準答案,不允許有“中華文化為主體”之說。其理由在於“多元”不應有主體或非主體,均應平等對待。其實,台灣當權者在倡議台灣為多元文化時,其目的並非在“多元”兩字,而是透過“多元”這個概念來減低“中國化”或“中華文化”在台灣文化中的成分,進而為“去中國化”鋪路。 



  我們用事實來說話。舊石器時代的長濱文化、左鎮遺址,新石器時期的大坌坑、圓山、卑南等文化,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蔦鬆文化、靜浦文化,雖然是台灣最早的住民,但是後來突然消失,而與目前台灣的原住民並沒有可驗證的關係,但是一些學者仍將其作為台灣多樣性文化的論述依據。荷蘭是以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名義來到台灣,最著名的安平古堡是荷蘭時期所建,但是所有的建築材料與工人,都是來自於大陸的漢人。東印度公司來台的荷蘭人並不多,其生活習慣也幾乎沒有對當地人有影響。目前在台灣丈量土地所通用的“甲”的確是來自荷蘭文,但是台灣的“甲”較荷蘭的“甲”(Kop)至少大五千多倍。西班牙人在台期間也只有十多年,且並沒有在台灣北部建立起自己的殖民體系,而只是散居做一些生意買賣,當時的一些雕堡早已無影無蹤,如果要說荷蘭與西班牙為台灣留下多元文化的因子,那是太過了,如果硬要說有,那就是政治正確需要了。 



  目前台灣原住民是台灣多元文化的一群。有些學者藉由原住民與漢人大量通婚而得出“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嬤”的結論,並進一步作為台灣人是“南島語族”的證明,再得出“南島語族”的文化是台灣“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這些謬誤在本書中已經一一駁斥,不再累述。從文化血緣來看,漢人在不同階段大量移民台灣,經過繁衍,目前有漢人血統者占台灣人口比例98%,在中國大陸漢人只有91%,香港94%、新加坡75%,台灣反而是漢族比例最高的地方。這些漢人幾乎全部都受中華文化影響。


  日本人殖民台灣五十年,也嘗試用“皇民化”改變台灣人認同,放棄中華文化信仰,但是日本人最終讓台灣人都信仰神道了嗎?台灣迄今仍有人喜好日本料理,喜歡日本生活文化,但是這是屬於廣義的生活多元,台灣一樣有人喜歡法國料理,美國豪宅、麥當勞,外國電影,信仰基督教,但這就可以作為台灣是多元文化的理由嗎?如果依這個標準,日本的文化來自中國,民主制度來自美國,但是為何日本人迄今未嘗強調自己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度?美國、加拿大等移民國家可以說是多元文化的國家,其原因在於不同人種、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的確都有相當的數量與代表性。 



  “多元文化”是一個泛稱,從地理大發現、西方殖民開始,全球化已是一個現象,如果廣義來說,全世界沒一個地方不是多元文化。若深入探討,“多元文化”裡面各“元”的“量”的比率與“質”的價值差別是關鍵的評量標準。如同在海水中加一些糖,我們不會說它是糖水,也不會說它是糖海水,我們可以用最寬廣的定義來詮釋多元文化,但是絕對不是如當權者所說的,“台灣是多元文化,不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 



  所謂“台灣是多元文化,不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是當權者或若干學者完全背離知識、為政治目的而服務的說法。在台灣,中華文化所占“量”與“質”的比率遠遠高過其它文化或生活習慣。這不是中華文化的霸權說,而是歷史與當代生活中的事實。以“多元文化”為包裝的“去中國化”論述可以休矣。 



  台灣經歷了幾個政權,荷蘭算一個,明鄭也算一個,比較長久的是清朝的212年,日本殖民五十年,“民國政府”從一九四五年迄今。隨著“去中國化”的推動,在現有的教科書及台灣政治主流論述中,以下的圖象愈來愈明顯:(一)在台灣全面民主化以前,所有的政權都是外來政權,其中有好有壞;(二)清朝治理期間叫做“清領”,即清朝占領、領有,在台是消極治理,直到1862年台灣實際開港,1875年設台灣巡撫後,才開始認真治理台灣,但是短短幾年就結束了;(三)日本是依《馬關條約》合法統治台灣,因而要用中性的“日治”,表示日本統治、治理;(四)台灣是日本一部分,台灣人就是日本人,盡量避免使用“殖民”用語;(五)日本帶給台灣現代化建設,培養台灣人現代法治意識,功勞最大;(六)蔣介石政權帶頭打壓台灣人的本土意識,有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惡行,外省人迫害台灣人,表現最差;(七)1945年起治台的“國民政府”與1949年以後來台的國民黨政權汲取台灣人的資源,威權統治,近年更是“親中”、“賣台”。 



  最後兩點已經遠遠超過“認知圖象”,2016年民進黨執政以後將其落實,訂立“不當黨產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將1945年8月15日到1992年11月6日這段期間視為“不正義”的威權年代,需要轉型。而其中又以蔣介石為罪魁禍首,因此要拆其紀念堂,毀其銅像。


  三、清朝積極治理台灣 



  “比較”是最簡單的方法。小時候,我們學會比較“哪個長,哪個短”,“哪個大,哪個小”,長大後,我們也會分辨“哪個拿我錢,哪個幫我忙”,“哪個給我從政機會,哪個送我上戰場”、“誰把我當自己人,誰把我當外人”。 



  從1683年至1895年,清政府統治台灣長達212年,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漢人移民大舉入居台灣,形成台灣的“大移民時代”。移民入台四處墾荒,形成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墾殖事業,是偉大的“大墾荒時代”。清政府將台灣治理成為人口密集的近代島嶼,可說相當成功。視清政府是外來政權,只是消極統治台灣,無甚重大建樹的說法,是刻意扭曲事實的偏見。 



  清政府初期以國防安全為由,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相較於其它邊疆地區,清廷對於台灣的治理相當認真,派更多的官員來台治理,付出更多軍事開銷,運用各種方法,包括設定地界,規定漢人不可與平埔族結婚,以免利用原住民的女性繼承習俗而奪人財產,穩定漢人和原住民的衝突。 



  有人認為台灣的分類械鬥是清廷治理不力所致。台灣的分類械鬥也不比其他地區嚴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分類械鬥,比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的羅漢腳現象,是中國許多邊疆地區共有的現象,開墾失敗的游民,在邊疆地區到處都是,台灣並不特別。有政治野心的移民,蜂擁暴動,稱皇稱帝,奪取政權,更是任何遠離政治中心的中國領土的共通歷史現象,台灣並不特殊。 



  這些邊疆現象也不構成清政府消極治理的證據,反而清政府花費更多的財力、武力,穩定台灣的移民社會,導致移民大批入台,人口大量增加,開墾田地快速擴大,才是清政府積極治理的證據。例如,台灣府的財政一直仰賴福建省補貼,台灣府升格為台灣省仍然要靠福建省補貼;清軍在台灣的密度高於福建,也高於中國全境,顯示清政府對台灣的重視。 



  台灣現有教科書普遍認為清廷“為防台而治台”,是刻意扭曲清政府的“動機”的毫無根據之言。畢竟,台灣再怎麼動亂也不會影響北京的清政府,清政府根本不需“防範台灣島民”,把“維安”視為“防台”純是無聊學者的囈語。相較之下,清代中國的同一時期,很多中國移民進入南洋,缺乏清政府軍隊保護,歷經排華暴動,死傷慘重,就沒這麼幸運。 



  大清帝國治理台灣著重戰略利益,不讓台灣被海盜或荷蘭、西班牙、日本占領,威脅中國東南沿海的防衛安全,雖然因國際法知識不足,或國力已衰,讓列強得以佔中國的便宜,但從未思考如何剝削台灣的資源。所有資源都投入維持台灣的內部安定和防衛外敵及海盜,“台灣府”和“台灣鎮”長期需要福建省提供財政補貼,就是明證。台灣對中國大陸最大的經濟功能,是透過移民台灣,疏解福建的人口壓力。但荷蘭人、日本人就完全不同,荷日殖民者毫不客氣地剝削台灣資源,送回去滋養本國人民。有些台灣史學者引用福建官員的說法,指清政府派駐台灣的官員貪污,吏治不彰。清政府治理台灣時期,的確可以列出很多貪污案,但比較日本殖民時期的日本官員像水野遵案、後藤新平的財團案,那種系統性、制度性的貪污,清朝政府的吏治其實沒有那麼差。


  荷蘭人占領台南安平港時,最初只是掌控安平港作為貿易港口,從轉口貿易和港口租稅,獲得商業利潤,此時的荷蘭人只是港口占領軍。荷蘭人很快發現,搶奪原住民土地,招募中國移民,種植甘蔗,再由中國移民的“糖廍”(傳統的制糖工場)製造砂糖,運銷日本和中國是門好生意。荷蘭人征服台灣原住民,為的是建立產業基地。荷蘭人自己不移民,卻移民中國人,從原住民的土地和中國人的勞力,獲取殖民利潤,匯回阿姆斯特丹,支持在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股票價格,以及荷蘭政府從事獨立戰爭的軍費。



  四、日本對台進行有系統的掠奪 



  日本人占領台灣,一開始就師法英國經營殖民地的策略。先奪取台灣的自然資源,征服原住民,奪取山林土地,砍伐檜木運回日本做高貴建材。砍伐樟木,製作樟腦,壟斷外銷利潤,養大日本財團。另一方面,控制台灣土地,擴大生產稻米、蔗糖、香蕉,低價供應日本國內,減少日本的外匯和白銀的流失,蓄積對外侵略的資本。更以征服台灣人民作為日本人的忠順臣民,供作日本侵略中國和東南亞的後備部隊。征募台灣人充當台籍日本兵、軍屬(軍中文職人員)、軍夫(軍中雜役)、海軍工員(少年工)、軍隊看護婦(隨軍護士)、農業戰士、工業戰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充當日本侵略的共犯,還強迫台灣婦女充作慰安婦(軍妓)。台灣人將積蓄拿去購買日本戰爭公債,等於用儲蓄資助日本侵略。一九四五年台灣的每人平均生產總值掉落到1895年清朝統治時的水平。 



  日本人常煽動說,清帝國官員很多貪污腐敗,但日本人不敢面對的事實:日本殖民台灣系統性的剝削,其金額遠遠大於清帝國官員的個別貪污。何況台灣的日本官員離職時,都可以獲得豐厚退職金,和獲贈台灣的田地作補償。這些日本人巧取豪奪的土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被沒收。更重要的事實是,二十世紀的財政資料顯示,台灣不但未曾獲得日本政府的補貼,還倒貼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的建設經費也全數自台灣人身上搜刮取得,台灣人的每人稅負也遠高於日本人。這些日本如何剝削台灣的事實,教科書不是不寫,就是輕描帶過,而主張“去中國化”的學者政客,對此更是絕口不提。 



  台灣的命運一直牽動著中國,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光緒痛哭,百姓憤慨,不僅促使維新變法之議,更使得孫中山決定要革命救國。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全中國人沒有不歡喜慶祝。當時的“南京政府”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台灣同胞當成日本人看待,而視台灣人為中國人。 



  1945年以後台灣的命運與蔣介石及國民黨是不可分的。蔣介石的一生高低起伏,國際聲望在西安事變後,到抗戰初期達到了高峰,到了抗戰末期,因為史迪威事件蔣美關係交惡,蔣介石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開始下降,到大陸易手,蔣介石在國際間的聲望跌入谷底,美國發表對中國白皮書,放棄蔣政權,甚至主張倒蔣者也大有人在。


  蔣介石在國共內戰敗像已露之際,把“南京民國政府”龐大的軍隊、政府機關和黃金外匯遷移到台灣,帶領軍民成功地阻卻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攻占台灣,讓今日台獨分子有機會發展空間,但台獨分子最痛恨的政治人物卻是蔣介石與國民黨。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堅持台灣同胞也是中國人,使得台灣人從參與侵略戰爭的共業者,轉而成為戰勝國的國民,而使得台灣人不受戰爭的追訴,也不必承擔侵略者的良心譴責,但是七十年後的台灣,卻有人視蔣介石為迫害台灣人的凶手,將他比擬為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挑起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勒,不拆解其銅像,不在其靈柩上潑紅漆,難消心中之恨。 



  五、二二八事件成為鬥爭國民黨的工具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眾多因素所匯集而成,但是從一個原本單純的警民衝突事件,可以演變成要推翻政府的革命行為。如果同樣的警民衝突發生在日據時期,日本警察會如何處理?相信大家心知肚明。陳儀的處理不當是事件擴大的原因之一,不過,暴民與野心政客難道沒有責任?在陳儀看到社會暴動難以收拾之際,電請中央派兵平亂。換成日據時期,可能日軍早就大開殺戒了。當時已出現武裝推翻政府的民兵,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應均會設法平亂,而非放任不管,這是基本認識。當蔣介石決定派兵平亂時,正值國共內戰,但仍以電報命令陳儀不可報復,但是迄今“台獨”者仍然一口咬定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凶”,卻提不出任何證據。陳水扁時代的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二二八檔案匯編》序言中即說:“……蔣介石是二二八的原凶呼之欲出,只是還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而已。”找不到證據卻說“呼之欲出”,也使得一些學者、政客及受他們誤導的青年人也跟著搖旗吶喊,以“有罪推定”方式來羅織罪名。 



  在意識形態的操弄下,“二二八”事件成為“官逼民反”、“大屠殺”,但綜觀整個事件的擴大,完全是因為已經鬧到要武力政變了,政府軍隊才出手。而所謂的“大屠殺”,更是子虛烏有,目前統計人數死亡與失蹤者為八百餘人,比日據時期後藤新平以“匪徒”名義處決良善百姓的不知少了多少,但是後藤新平的鋼像目前仍安穩地立在為了紀念他的台灣博物館,而沒有看到有任何反蔣者質疑。 



  後來韓戰爆發,蔣美關係改善,但是蔣介石在盟邦以及西方學術界之地位一直沒有恢復,當時外界對蔣之批評是:獨裁、專制、不懂民主、法治、剛愎自用、任用私人,蔣的團體貪污腐敗、無能,所以把大陸搞垮了。這個制式的印象也轉移到當時民眾對“民國政府”上,認為來台灣的都是一群敗軍,魯蛇。在一些學者專家的著作中,那時的國民黨與民國政府幾乎一無是處,相對於日本的皇軍警察,更是不能比。


  六、美國僅是視台灣為暫時的盟友 



  美國支持韓戰後的蔣介石與“民國政府”不是因為美國喜歡他們,而是當時毛澤東與新成立的“新中國”共和國政府一邊倒向蘇聯。韓戰後,美國即使恢復支持“民國政府”,但卻是處處給穿小鞋,不是主張“台灣地位未定”,就是限制軍事調動權。在美國眼中,蔣介石與“民國政府”只是暫時的盟友,事實也的確如此,當毛澤東向尼克森招手時,美國立刻拋棄台灣,轉向北京了。 



  由於國際處境的因素,台灣一直被迫對美國依賴,成為美國的扈從。所謂“扈從”,就是跟著美國後面當小弟、跟班,不敢得罪美國。依賴久了,前一代的人凋零,後一代的人記憶卻變成美國是台灣最堅定的盟友,認為美國已經保護了台灣幾十年,必要時,美國未來也會出兵保護台灣。 



  自我情感的投射,讓民眾對冷戰期間,美國為了自己利益背棄民國政府、給台灣穿小鞋的紀錄,完全不清楚也不願意深入瞭解。清楚地說,從1949年迄今,美國從來沒有為台灣出兵的打算,即使是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美國也僅是表達對台灣安全的“關切”,而沒有任何承諾。對於美國而言,台灣只是手上的一張牌,美國緊握不放,只是為了讓對手有所顧忌,或在最適當的時間丟出,以賺得美國的最大利益。 



  1950年是國共內戰的戰場從大陸移轉到台灣,那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年代,大陸抓“蔣匪”,台灣抓“匪諜”,是軍事鬥爭的副產品。蔣介石殘酷整肅台灣的親共勢力,使得毛澤東處心積慮在台灣部署的力量被連根拔除。台灣普遍稱那個時代叫“白色恐怖”,表示“很恐怖”,但是如果設身處地,如果重回歷史場景,面對共產黨要解放台灣,現在的“政府”應該如何處理? 



  當時有上千名真正的“受難者”,他們的真正身份是“特工”,至今在大陸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設無名英雄廣場受到尊敬,他們“求仁得仁”,不需要台北的“民國政府”還其公道。是否在台灣被認定為“受難者”或是“匪諜”,對他們根本不重要。 



  “白色恐怖”期間也不乏被波及的受害者,值得我們同情,也應該為其討回正義與公道。那個是已經過去的大時代悲劇,但是有心的政客學者,對此永遠念念不忘,時而拿出來攻擊一下七十年前的時代悲劇。這些人如此消費台灣這段歷史,真的只是為了“轉型正義”,還是有更大的私心?那一段日本人在乙未戰爭中殺害台灣同胞的歷史,那一段日本人後藤新平如何屠殺“歸順”台民的歷史,那一段日本兵如何屠殺霧社等原住民的歷史,是否也應算是很恐怖的“恐怖”時期?如果真的有正義良知,是否也應該為他們討回公道?至少也可以為他們立碑撰文,但是有這麼做嗎?我們在讀歷史、寫歷史時,要把心放在應該放的地方,而不要為了狹隘的私利、意識形態,不斷地挖早該愈合的傷疤。


  要從大歷史去看當時的政治氛圍 



  蔣介石在大陸時間,讓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也是五個常任理事會的會員國。從古寧頭大捷到八二三炮戰,成功地維護了“民國政府”的“國祚”與台灣人民的安全。再看看大陸後來走的道路,如果沒有這一段捍衛台灣安全的歷史,台灣的命運當時會如何?在評論“白色恐怖”時,是否也應該放到這個脈絡中討論? 



  歷史是無情的,人也是健忘的,但是在回顧歷史時,必須有個“度”。蔣介石與陳誠推動的土地改革相當成功,讓台灣的佃農獲得夢寐以求的土地,現在攻擊蔣介石的年輕一代,卻大多是這些佃農的子孫。如果沒有蔣介石與“民國政府”,移居到台灣的外省人,無法找到軍事庇護和政治庇蔭,但是外省子弟罵起蔣介石與“民國政府”也不遑多讓,特別是需要投靠民進黨和台獨的外省子弟。歷史不是不能改寫,人物不是不能反評,但是必須也要有個“度”。“度”的標準沒有任何指標,全在於個人道德良知、是非正義的素養。歷史事件中不乏個人的恩怨情仇,不過,歷史不應只是一家一室的恩怨,特別是當整個國家當時面臨生死存亡之時,可否應用更大的格局來看待曾經傷痛的歷史? 



  任何事件都會有無辜的受害者,不論是二二八還是“白色恐怖”,都有無辜的亡魂,這是歷史的傷痛。但是我們可否從大歷史來理解這段小歷史?二二八事件不就是中日戰爭的遺緒,而白色恐怖不也是國共內戰的另外翻版?在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中,亡魂還少了嗎?令人痛心的是,在台灣,一些人將“道德正義”無限上綱與曲解,在他們眼中,只要是被“民國政府”殺害者,一律都是“受難者”,而不管他是否是流氓、暴民、武力顛覆者、潛伏諜報者。一直糾纏著“白色恐怖”不放,真的只是為了“正義”?還是為的是要醜化當時的蔣介石與“民國政府”,以凸顯其是欺負台灣人的外來政權? 



  對歷史的曲解更在於,不斷放大“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不正義性,並把兩件本質不相幹的事件混在一起,更視兩蔣治理台灣時期為“不正義”的年代。如果兩蔣時期不正義,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正義”嗎?替日本軍國主義上戰場的人“正義”嗎?取得日本人留下財產的財富“正義”嗎?這是那些主張“轉型正義”者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七、蔣介石為台灣帶來黃金十年 



  在那個被現在稱之為“不正義”的年代,在蔣介石與“民國政府”治理下,台灣出現有史以來,經濟發展最為燦爛的黃金十年。經濟成長率不論從一九六○年計算至1969年,或從1961年計算至1970年,長達十年期間,每年平均成長率(或增加率)都超過10%。物價上漲率不到4%,出口占GDP比例超過24%,儲蓄率超過20%。這個成績不論比較荷蘭東印度公司、延平王、大清帝國、日本殖民政府、台北“民國政府”的任何一位統治者,都無人能出其右。在蔣經國時代,推動十大建設、開發新竹工業園區,讓半導體產業成為台灣科技業的指標,傲視全球,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但是很可惜,後繼者卻無法繼續讓台灣壯大。


  1960年代的關鍵十年是台灣能脫離貧窮,走入現代化的關鍵十年,這是蔣介石與“民國政府”所領導的。沒有這十年扎下的根,蔣經國的經濟建設很難突飛猛進。台灣自古以來,從荷蘭人至日本人統治時期都存在的羅漢腳和乞丐現象,在這十年間消失。不論各種政治立場的人如何評斷蔣介石與“民國政府”的功過得失,這十年的政績,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的統治者,都無人能超越。但台灣現在只努力要讓年輕一代記得蔣介石只是威權統治者,國民黨是個外來政權。 



  在兩岸對峙、台灣戒嚴的年代,“民國政府”仍然堅定落實民權主義,並沒有停止台灣地方自治的腳步,為未來的全面民主化奠定了基礎。這是日本殖民時期絕對做不到,也不會想做的。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全面提升“國民素質”;復興中華文化,讓台灣成為中華文化的重鎮,也是蔣介石與“民國政府”不可抹煞的貢獻。 



  “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是先儒們感嘆歷史朝代轉換時的總結。日據時期,日本人要滅中國史可以理解,但遺憾的,現在的台灣卻是自己人要滅掉自己的歷史。當台灣史的理解偏差時,台灣就必然陷入價值錯亂、是非不分、對錯不明、立場決定一切、態度走向極端的情境。昔日蔣介石與由國民黨主政的“民國政府”對台灣的日本人和日本皇民,都寬大為懷,以德報怨,沒有像韓國一樣整肅親日皇民。但是當台灣由昔日的皇民當家時,卻樂於鬥爭蔣介石與國民黨。 



  蔣介石自詡為中國的民族主義領袖,全力在台灣推廣中華文化,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力,但是歷史是諷刺的,一些皇民化的後代透過政治權力,進行了歷史最大的反撲。在多年的去中國化、扭曲台灣史的教育下,台灣的年輕世代卻越來越不認同中國人身份,理所當然地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與他們的祖先在不同年代渡海而來,宗族的墓碑上仍寫著唐山故土的名稱已是完全不同。這群年輕人已被教育成是屬於“南島語族”,而非“中華民族”。 



  八、扭曲歷史敘事是為了“去中” 



  為達到“去中”的政治目的,所採取的做法,就是徹底抹去或醜化“民國政府”來台的一切,而其最核心的攻擊點就是從蔣介石與國民黨下手。因此,2016年,當民進黨擁有絕對的權力後,以蔡英文為首的民進黨政府即以“轉型正義”為由,要徹底消滅蔣介石在台灣留下的任何印記。但不管如何努力,成功的機率都很小。原因很簡單,歷史的事件可以用曲解來欺騙,但無法篡改事實。如果比較兩蔣時期與日本殖民時期對台灣的貢獻,誰把台灣人當自己人,很容易就找到答案。 



  兩蔣時期對台灣的的現代化貢獻遠非日本人可比,在日據時期台灣人只是“屬民”,但是在民國時期則是“公民”。如果批評兩蔣時期是殘暴的威權統治,那麼也可與日據時期所有的台灣總督做個比較,後者殺人如麻,國民黨治理下的台灣無疑是不能比。總是批評台灣有三十多年的威權統治,但卻歌頌日本五十年的專制皇民統治,這樣的台灣史論述,對嗎?


  蔣介石與蔣經國終生不讓中華民國的燈火熄滅,但是其後繼者卻一個一個在實質上拋棄了他們,甚而肯叛了他們。他們拉拔的政治人物,面對蔣介石被台獨分子攻擊時,蔣經國的接班人李登輝成為“去中”的精神領袖,馬英九與其它國民黨的領導人則大都選擇保持沈默。當歷史教科書逐漸“去中國化”的過程中,兩蔣的後續者選擇噤聲不語,即使有了權力,也沒有撥亂反正。當兩蔣時期被定位為“不正義”的年代,而需要被轉型時,他們也沒有奮力抗爭。有些人“不容青史盡成灰、不信真理喚不回”,而仍選擇抗爭時,國民黨的領導人們也是選擇保持距離,深怕影響到他們“客觀中立”的形象。悲哀的是,不只是兩蔣政治上的繼承者,連兩蔣自己的子孫也呼應所謂本土和“台獨”的立場,貶抑蔣介石。 



  是非不明的社會是不可能有凝聚力的,價值錯亂的人群又如何能夠真正的團結?當兩蔣時期在台灣被視為是“外來政權”時,注定了台灣會走向分裂、競爭力減弱。兩蔣時期的民國政府,對台灣好,還是壞;兩蔣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兩蔣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對得起,還是對不起台灣,已經不重要,都已經過去。這段時期的台灣史,不會只是當代幾個學者或政治人物說了算,時間才是真正的歷史檢驗者,青史不會成灰,在激情欺騙都逐漸如煙散去後,歷史的公道會浮現的。 



  過去的就過了,不會再回來。在地理大發現時,台灣只是航線上的一個重要轉運島,也曾經是漢人尋求新生活的開墾天堂,也不幸地成為帝國主義垂涎的果實、戰爭的基地,不論如何改變,它的地理位置讓它總是政治、經濟、文化的邊陲,而不是中心。 



  九、台灣自我放棄中國的話語權 



  1949年“民國政府”來到台灣這段歷史,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位置。這次渡海南遷,是中國史上足以比擬東晉永嘉渡江與南宋靖康渡江的三大南遷事件。1949年也是三大移民潮中文化意義最豐富的移民事件。由於當時來到台灣的不少當時的文化教育菁英、重寶國器、檔案資料,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可謂是“民國”學術的繼承者,是另一種五四精神的發揚者,更有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1960年代,台灣再大力推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讓中華文化在台灣深深扎下了厚實的基礎,也讓台灣成為全球中華文化的代表者。一直到1970年代,台灣的經濟是在和平的手段下逐漸轉型發展,政治民主也日益深化。這時台灣的表現,讓它成為中國真正的中心,而不再是邊陲,這是台灣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 



  可惜,1990年代起,當過去四十年的歷史被詮釋為外省人迫害本省人、國民黨與“民國政府”是“外來政權”、是不正義時;當台灣決定在政治上要遠離中國、在文化上要去中國化、在經濟上要與中國保持距離時,台灣似乎又再次回到它歷史的原點。特別是,當中國大陸開始重視並弘揚中華文化、經濟快速發展時、政治力量茁壯時,台灣已不再是中國的中心,而似乎又往邊陲移位了。


  不是沒有機會的,台灣還是有可能在未來中華民族的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國際關係上,兩蔣時期留下了一個沒解決的問題,即兩岸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國際上只認同接受“一個中國”,沒有國家公開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台灣是要硬著頭皮、頂著鋼盔往台獨衝,還是有智慧地坐下來與北京共同解決這個歷史的問題,讓兩岸可以在“和合”的道路上發展?這取決於台灣人是否有智慧。 



  十、以開放與包容迎向未來 



  兩蔣以後,台灣的大趨勢是選擇分離主義,因為要選擇這條路,所以用政治力量把真正的台灣史給扭曲了。政治是一時的,但是扭曲的台灣史對青年的傷害卻是長久的,這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所在。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在這一方面做出貢獻。我們期待,當台灣史在台灣得到正確的認識,因為台灣史而引發的錯誤認同可以改變,兩岸能夠用智慧解決爭議,和平相處,台灣絕對可以像有些人所期待的“胖鯨魚”一樣縱橫四海。 



  在閱讀完本書後,在瞭解事實真相的原委後,或許我們可以放下所有的恩恩怨怨,展望一下未來吧。有人說,幾百來年,台灣人從來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所以要有主體性、要與中國大陸一刀切而獨立。但是,“台灣是屬於誰的?”,“台灣是否應該是台灣人的台灣?”,“誰是本土,誰是外來?”這樣的爭議有這麼重要?又能夠解決問題嗎? 



  如果從人與自然的角度來看,土地是包容我們的母親,孕育我們的生命,借用佛法來說,即使是自己的生命,我們都不能真正地擁有,而最多只能使用享有,何況土地?所有的土地與財產,都是藉我們使用或看看幾十年而已。從時間的長河來看,我們都是地球上的過客。在地球這塊土地上,從來沒有真正的“原住民”,也沒有所謂的“外來人”,有的只是“先來後到”而已。 



  台灣的歷史,的確是一個不斷有“後來者”進入的歷史,先來者往往排斥抵制後來者,甚而要後來者“滾回去”,視後來者為“非我族類”,這樣的情形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仍然可見。這種“先來後來”的分別心,成為台灣這個“移民島”上爭執與衝突的核心源頭。 



  放下“我執”吧!台灣與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樣,都不是屬於誰的,我們都是地球上的過客,地球才是真正的主人。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應該要做的是如何讓自己更“開放”,更追求“和平”,讓生活能夠過得更好。有了好生活,才會有尊嚴,也才會有所謂的“主體性”。 



  當世界上更多的人願意來到台灣,願意“享有”台灣時,台灣也就可“享有”世界了,也就有了真正的“主體性”。故步自封、以“我執”來愛台,只會害台,只會讓自己失去所謂的主體性。“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鎖島”排他思維將使得台灣逐步萎縮,唯有“台灣是世界的台灣”的認識,台灣才有機會享有全世界。“和平開放”是台灣必須要走的道路,“有容乃大”則是台灣面對世界、展望未來唯一的座右銘。

  來源:中評社
【大華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