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東權:我是二二八的歷史見證人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2-29 01:22:41
 編按:92歲的作家吳東權是228事件的現場見證人。他在12年前就預寫了這篇「遺作」,本是要在他的葬禮上宣讀分發的,裡面大部分講述的是他在18歲時差點提前畢業的事,惜這段真史因不合台獨給228所造的偽史,一直沒被重視。本刊現把這「遺作」預先刊出如下。 

 1928年,我出生於福建省莆田縣延壽鄉白杜村,正好是東三省歸附中央,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冬至大如年的節氣裡。

 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我隨父親的工作到了柳州、桂林、貴陽、重慶,天天躲警報,經常換學校,日機輪番到處轟炸,我家好幾次都只差一點點就被炸中,眼看無辜同胞死傷無數,小小心靈中對日本軍閥的痛恨,愛國的心情,無可復加。

 後家父覺得這樣拖家帶眷,隨着職務調動,不但危險,而且勞累,因此將母親和我兩位兄弟送回福建莆田,他自己則重返大後方,參加抗建工作。

離開莆田老家到台灣 

 突然,有一天聽說莆田城裡鞭炮冲天,甚至因而失火,燒掉了一條街,原來是天大的喜訊:日本無條件投降。沒有多久,收到了父親從貴陽寄來報平安的信,說:「台灣省光復了,我將申請調到台灣高等法院去工作。」

 台灣,多麼響亮的地名,從小學到中學,每次讀到滿清因甲午戰敗,割台澎群島給日本的歷史時,全班同學莫不悲憤填膺,尤其是我,親自體驗到日本飛機在川桂濫炸平民,死傷枕藉的慘狀,更是痛恨交加,如今台灣重回祖國懷抱,父親又要調職前往,而且也要我從福建直接渡台會合,使我興奮莫名。

 事有湊巧,二表哥施祖謀的一位長官唐念濤,追隨陳儀前往台灣接收,來電叫表哥趕快前往協助,於是我决定跟表哥一道走。

 行前,母親送我到表哥家去會合,走到很遠的大榕樹下,我要母親轉身回家,我看到她眼眶裡的淚水就要溢出來了。

 我們坐的是一艘中型的帆船,編號「閩八」,毫無機動力,完全依賴風力,船艙下了貨,上載十幾名男女,只能肩靠肩地平躺在船板上,那天是1946年5月28日。

 我在船上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聽說已經看到台灣島,快進基隆港,看到火車了,哪知突來颱風,船老大拋過一根粗繩,把我攔腰綑住在甲板上。第三天風平了,我表哥叫我下艙,說:「幸虧船老大把你綑綁,不然你恐怕已經去見海龍王啦!」

 我大難不死,看着帆船駛進一個小港,叫做「公司寮」,那是苗栗縣後龍溪口。然後搭火車到了台北,那是1946年5月31日。

參加了第一屆台灣光復節

 初抵台灣,發覺台北市街殘破不堪,許多大樓如台灣銀行、總督府、法院等都被盟軍飛機炸得沒有屋頂,只剩下殘壁,幾條大馬路只在中間鋪有一個車道的瀝青,兩旁都是土石路面,滿街男女大都穿木屐,最繁華的算是延平北路,然而入夜街燈昏暗,騎單車必須在車把手上插一支大香,藉一點紅光避免對撞。

 表哥被介紹到廣州街警察學校任會計,我被安插在日產處理委員會文書股任雇員,負責繕寫公文與校對工作,分配宿舍住在延平北路圓環旁邊的「高義閣旅社」二樓。

 這家旅社原為中日合資經營,日方股份由政府接收,把二樓十幾間客房作為宿舍,底樓則由本省股東代表陳姓夫婦主持營業,伙食由旅社供應,我和一位姓潘的同事共住一房,上班的辦公室則在台北火車站正對面的一座招商局大樓二樓,每天有交通車接送上下班,生活過得很規律。

 當時,中央政府在戰後百廢待舉,全力光復各地淪陷區,根本無暇顧及台灣,全由行政長官陳儀肩負大任,而我也能在光復後的第二年,就來到台灣,參加了在中山堂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光復節,真是感到榮幸。

1947年2月27-28日 

 次年,1947年,春節過後不久,正是2月27日,下班回到旅社吃了晚餐,和同事一起到浴堂去洗澡,浴堂在承德路,走在半路上,看到天馬茶房對面路旁有警察在抓私煙販子,那些賣私煙的不顧煙酒專賣的禁令,男男女女用一塊方形布巾包了幾十條香煙,攤在街旁販賣,警察巡邏過來時,他們裹起香煙就閃,當時有一位婦人閃得慢了些,被警察逮個正着,要沒收她的私煙,婦人叫鬧拉扯死也不肯放手,旁邊的煙販則吆喝助陣,叫罵警察,民眾圍聚,有人開始鼓噪,對警察叫囂,我看情況不對,有點害怕,拉了同事離開現場到浴堂去。

 等我們洗完澡出來,經過天馬茶房前面時,看到一大群人仍然圍在原地叫囂,有東西被放火燃燒,一輛救火車「噹噹噹」地敲着鐘聲駛來,被群眾擋在人牆外面,不准灌救,車上的消防員要群眾閃讓,惹惱了群眾,有幾個年輕人跳上救火車,驀然,有人點燃了油箱,整輛救火車燃燒了起來,群眾已失去自制的能力,大感興奮,狂呼拍掌,我一看苗頭不對,拉了同事,趕緊離開,奔回高義閣。

 第二天228,我們照常乘交通車上班,昨晚的事已經淡忘,我的辦公室在招商局二樓,窗口正對着台北火車站的東邊出口處,中午過後,忽然看到那裡聚集了很多群眾,再加上到站的旅客,顯得人數更多,我隔着大玻璃窗看熱鬧,想起昨晚群眾火燒救火車的事,心裡毛毛的,好像有甚麼大事即將發生,正嘀咕間,驀然看見對面火車站出口處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逃跑,一群人在後面追,好幾個已經被打躺在地下,手提的物件也被群眾搶走,還有人朝躺在地下的人踹上幾腳,我大感訝異,叫同事一起到窗口觀看。

 文書股一位叫劉春富的打字小姐從樓下上來,一臉驚慌地說:

「在打人啦!」

「為甚麼?打甚麼人?」

「我也不曉得,都在打外省來的人。」

 果然,每一班到站的火車乘客出站時,圍在出口處的群眾就尋找外省人猛揍,打得頭破血流,倒地不動為止。因為當年從大陸來台的同胞不會閩南語,而且多穿中山裝、梳飛機頭,一眼就看得出來,再一開口,講的是國語,旁邊的人喊一聲「打死他」!於是數十人立刻揪住他,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在地。

 下午我們已無心辦公,圍在窗口眺望,忽然街上有一群人指着我們,做出兇狠的手勢,嚇得我們趕快拉下百葉窗,不敢再張望,這時,主任秘書下令:提前下班!我立即收拾好公文,跟着同事下樓乘交通車回到旅社。

 高義閣的老板娘對我很好,她大約40來歲,胖胖的福態,兩個女兒約模十六七歲,也胖胖的,我是二樓宿舍中年紀最小的,同事們幾乎都是福州人,大家都叫我「伊弟」,老板娘母女也學大家那樣叫我,這天晚餐後,老板娘把我叫到樓下她們一家所住的房間裡,神秘兮兮地告訴我:

「伊弟!明天不要出去,外面很多流氓會打你。」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不要出去就是了。」

1947年3月1日驚魂記

 我點點頭。3月1日星期六,本來就不上班,同事們在宿舍裡惶惶不安,中午時分,忽然聽到樓下大門口人聲鼎沸,嘈雜得很,我和同事們躲在房間裡,忐忑不安,還好沒有多久,恢復平靜,我下樓探聽究竟,老板娘一臉惶恐地招手叫我到她房裡,喘着氣說:「這批人不講理,要衝上二樓打人,我們好不容易才擋住他們。」

 話剛講完,只見她的大女兒拉開紙門驚惶地說:「他們又來了!爸擋不住他們啦!」

 大門口果然一陣嘈雜,老板娘對女兒使了一個眼色衝出房門。

 大女兒在她房間內用力掀起一張榻榻米,用手勢叫我躲進底下,我還沒有看清那底下的狀況,她就把榻榻米重新蓋上。

 旅社是日式木造二層樓的建築,榻榻米下面大約只有兩三尺高,我半爬在榻榻米下,一股潮濕的霉氣夾雜着異味撲鼻而來,驚惶未定中,聽到很多腳步衝上二樓,接着是咒罵聲和打擊聲,樓板上拚拚砰砰地響着,混合着哭嚷的叫聲,喧騰了好一陣子,聲音才逐漸消失,我才發現有兩隻蟑螂爬到我的身上,昏暗中幾隻大老鼠瞪着發亮的眼睛在監視我。再一看同事唐芬廉也在那躲著,我們同「併」相憐。

 那榻榻米下惡劣的空氣幾乎把我薰昏,半爬着的身軀已經腰痠背痛,但我腦子裡卻想念着故鄉的母親,要是我被流氓打死,母親還不曉得我是怎麼死的,一定還在盼望着她的兒子,因為我答應她很快就會回家。

 正焦急間,榻榻米被掀了起來,老板娘的大女兒探頭下來:

「伊弟,你可以出來了。」

 我爬上榻榻米,恍如隔世。

 回到二樓,猶如日機轟炸之後的慘狀,每一間宿舍都被打劫一空,我的衣服、皮箱、被毯以及同事們的衣物都被搶走,在大門外的空地上放火燃燒;同事當中,個個都被揍得鼻青臉腫,躺在榻榻米上呻吟,人事室江先生右腿骨折斷、二科林青一身是血、陳先生最慘,被打得昏迷不醒,老板指揮服務生正在施救,我整個人癱坐在榻榻米上。

 「幸好你躲起來了。」老板娘低聲地安慰我:「他們不會再來了。」

 「謝謝老板娘!」我站起來向她鞠了個躬:「你救了我!」

1947年3月6-8日

 外面亂了幾天,慢慢平靜下來。3月6日,表哥找了兩位台籍青年來接我,因為表哥認為警察學校那邊比較安全,我跟他們從延平北路走到廣州街,沿途行人稀少,馬路上不時還可以看到一灘一灘的血漬,順着兩旁往水溝裡流,也不曉得是甚麼人的鮮血,真是怵目驚心。

 當時原駐紮台灣的第70軍,據說已調回大陸去接收東北,所以台灣沒有軍力控制局面,以致暴動由北而南,迅速遍及全省。

 從3月6日到8日,我們聽到很多可怕的謠言,都說是將要殺盡外地來的人,接着成立了「二二八臨時處理委員會」,由一些在地的士紳出面維持秩序,我們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躲在廣州街警校宿舍裡,挨餓受怕,惶惶不可終日。

 3月8日夜晚,聽到街上遠處有槍聲響起,我們怕被流彈所傷,不敢睡在床上,大家都躺在榻榻米的地上,不知道外面又發生了甚麼狀況,一夜未曾閤眼,翌晨,才知道從上海派來的國軍已從基隆登岸,乘火車進入台北市維持治安,社會遂日趨安定。

從此滯留台灣

 這就是我親身經歷的「二二八事變」,大難不死,只是行李衣物俱被搶劫一空,驚魂甫定,決心返鄉,逃離這個可怕的地方,可是身無分文,連那隨身行李也沒有了,怎麼回去?況且當時爭先恐後要回大陸的人太多,登記船票,要排到兩個多月以後,我只好硬着頭皮,留下來繼續在原單位上班,先解决生活問題,想多賺一些錢後再返鄉。

 家裡聽到台灣動亂,一再來信催促我趕快回去,但是我囊空如洗、兩手空空,沒有面子回家,所以一再拖延,後來看到台灣的治安已經恢復正常,每個十字路口都有憲兵站崗,民眾騎單車經過時,個個都下車哈腰而過,使我漸漸有了安全感,於是將返鄉的行程暫時擱置起來。

 後來,我就留了下來。投筆從軍,廳長嚴家淦召見,批准「留薪停職一個月。」然後我進入政工幹部學校。一生,就如此走過來。 

 (作者係資深作家、劇作家,來源:觀察79期)
 
【大華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