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川:為遭誤解的陳儀平反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2-29 01:22:23
 陳儀一生清廉正直、勤政愛民。他1945年到台灣一下飛機就說:「我是來做事,不是來做官的」。陳儀想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模範省,每日清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向孫中山的遺像鞠躬,但下場卻很悲慘,令人嘆息。

 陳儀政府並不貪腐,帶來台灣處理政事的主力官員,都是清官能吏,如電力系統的孫運璿、財政負責人嚴家淦、掌握農復會的沈宗瀚、交通廳長任顯群。貪污的頂多是小咖官員,陳儀也都加以懲處,士兵欺壓民眾只是個別少數的現象,事實上,一些士兵上街還受到過去台籍日軍的挑釁。更值得一提的是,陳儀把全省歲出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教育上。

陳自認為對得起台灣人

 陳儀一直秉持「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清閒是墮落,懶惰是罪惡」的座右銘,他認為自己為台灣人做了很多事,台灣人應該對他好。他也自認為,對二二八事件處理是正確的,所以他在離開台灣時說「我為官清正,並無對不起台灣人的地方!」他相信幾年後台灣人會懷念他。

 然而陳儀以清官自持,不免失之專己自是,剛愎自用,難免與民脫節,與黨內其他派系失和更是其執政的弊病。

 他也太相信台灣人,被台灣同胞歡迎回歸的熱情感動,忽視了台灣甫脫離日本統治,猶未調養生息的特殊社會環境,也看不出台灣有尚待整合的複雜民族認同。是以在政治上放得太鬆,電台、報紙、集會遊行皆任其自由,從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就開放到36家報紙和雜誌。

二二八事件的肇因

 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說:「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研究的戴國煇,在其書中也說:「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皇民精英如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這類報紙眾多,長年累月對國府極力醜詆,為二二八譜出了鼓動造反的前奏曲。

詆毀政府言論未必真實

 除了皇民餘孽蓄意鼓動反華、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地方的勢力人士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趕忙搶占突然湧現的空位,唯恐錯失政治窄門大開的良機。許多人譁眾取寵,自命賢明,天天罵政府,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二二八之前氾濫的報導和言論,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還有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等攻擊政府的文字,通通大鳴大放。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陳儀不干涉言論自由,任譭任謗,政治過度寬鬆,應該是二二八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缺糧與通膨,戰後失業,皇民青年蠢蠢欲動,陳儀卻絲毫不知道他坐在隨時會爆發的火山口上。

 至於說到「國民黨搜刮台灣民間生活物資,全數運回中國大陸,使台灣一夕之間物資缺乏,有錢買不到東西」,事實上,陳儀抵台時面對的是工業癱瘓、民生物資極度匱乏的台灣,根本沒有大量民生物資「不斷搬往大陸」,他最多只不過運了十萬噸的台糖而已。

與法幣脫鉤保台灣經濟

 陳儀為了保護台幣的幣值,主張台灣金融要脫離中央的體系,不跟大陸地區的法幣掛鉤,曾原機遣返來台淘金的孔宋財團,運了十萬噸台糖給中央政府,作為與法幣斷聯的交換條件。這讓法幣在貶值時,台幣不至於跟著貶值,穩定了台灣的經濟,保護了台灣老百姓的收入和存款。當時大陸進口台灣農產品,為怕台灣吃虧,還規定用美金計價,可惜大多台灣人對陳儀這個德政懵然無覺。

 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克藍茲(Kenneth C. Krentz)對陳儀頗為同情。在二二八事件一年多後撰寫的政情報告中說:「日本統治時期近半個世紀的孤立,加上和清廷極為有限的接觸,使得島上人民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儘管當地出現不少一流人才,但對政治和經濟現實可說完全缺乏瞭解。」他又說:「生活水準雖然比戰前要稍差,但比起亞洲其他國家,甚至比起戰前日本境內一部分地區,台灣的生活水準都要好得多」、「此間民眾一切以1936年為標準,一切低於當時生活水準的部分,都視為是國民黨政權有意的剝削。」

 從以上克氏所述,可見當時完全不是台獨所聲稱的「陳儀官兵將大陸的貪污腐敗無能和蠻橫作風帶到台灣」、「受到國民黨中國人更升級的剝削和極權統治」。至於「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的情況並非沒有,但台獨顯然是過於誇張渲染了,與實情相去甚遠。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離台

 一般國民在戰後都會共體時艱,上下一心配合政府重建國家,台灣卻有日本人撤走之前刻意扯爛污,濫印鈔票供在台日人肆意揮霍,留下米糧短缺與物價暴漲的爛攤子,民眾不明究裡,把惡果全算在陳儀身上。光復後,台灣人民又認為祖國來了理當更好,吃不到就發牢騷,別有用心者更惡意中傷,推波助瀾。皇民化尚未退燒退熱的青年,光復後在報紙的煽激下,反華的心理和情緒就被1947年2月27日的緝菸星火引爆了。

 二二八以前,陳儀要把軍隊調走,親信湯恩伯勸阻:「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尤其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陳儀說:「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結果二二八變生肘腋,陳儀猝不及防,束手無策,坐視暴亂洪流沖捲全台,唯有自我打臉吞回前語,請求派兵鎮壓了。

 事件後陳儀隻身離台,其政策及幹部未動,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蕭規曹隨,一切仍然率由舊章?後來陳誠的財經政策,幾乎全部是當年陳儀規劃的,而陳誠至今有人追念,陳儀卻成了罪人。

不肯認錯,從容就義

 陳儀離台後閒居上海,由於是老蔣自己要求調兵回大陸,也知陳儀治台並無大過,且素來器重陳儀的為人與操守,召見他三次要他復出,他都堅持不肯,最後在何應欽將軍大力推薦和蔣公力邀下,遂就任浙江省主席。

 1949年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儀請其外甥丁名楠帶信給湯恩伯,其意旨是「要湯放棄抵抗,認為抵抗沒有用了,並不是要投共,是要保護上海老百姓,免得人民因戰亂而痛苦。」結果被湯恩伯舉報投共,陳儀被逮捕。

 1950年陳儀被槍刑前,當時參謀次長林蔚、軍政部長俞大維及張群等人曾先後去探望他,勸他向老蔣認錯,寫一紙悔過書,即可恢復自由,在台灣定居,但他始終不肯認錯。

 執行死刑時,他身著白色西裝打黑領帶,從容就義,結束了69年愛國報國的悲劇性一生。

 (作者係業餘文史工作者,來源:觀察79期) 
【大華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