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新立:從左到右的曾永賢絕非台獨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4-30 00:12:29
 曾永賢是台共運動史上,由「左」轉「右」的特殊人物。年輕時是共產主義者/職業革命家;他被捕、自新後成為「反共時代」的中共問題專家;晚年以中共通和日本通的角色進入總統府服務,李登輝曾派他負責「國家統一委員會」籌備工作,也曾以「密使」身分,與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北京晤面。

 2010年底,國史館出版《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不久後曾先生親筆簽名送我一本存念,我至少讀了三次。

一生充滿傳奇

 曾永賢一生充滿傳奇,2019年12月4日辭世,嵩壽96歲。他不好出風頭,與人無爭,臨終時囑咐家人不發訃聞、不舉行喪禮,交代火化後將其骨灰撒入台灣海峽。曾先生辭世海葬,這種乘化而遊,不依故丘,漚滅歸海,放下一切的哲學態度令人欽敬。

 據我所知,台灣政治人物舉行「海葬」的只有二人,一位是吳稚暉,另一位便是曾永賢。猶記于右任臨終自賦辭曰:葬我於高山兮,望我故鄉。我在此也為曾老賦辭曰:葬我於海峽兮,魂縈兩岸。

 在年齡上,曾永賢是我的前輩,我對他自然敬老尊賢。我不是歷史學家,無意用春秋之筆對曾老蓋棺論定,我寫此文,只是基於我對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認識與情感。

「中共問題」專家  
 
 我對他的認識,基於兩人在一起的「時間性」。第一段時間是我與他在調查局第四處(昔對外稱「薈廬」,今兩岸情勢研析處)共事13年。開始時我以「曾老師」尊稱他,他引用他的長官/老友姚孟軒的話告訴我:「要把四處當成和尚廟,研究就是修行。」薈廬藏有與中共有關的為數逾萬的原始文件與資料,有些資料連中共本身都沒有,歐、美、日著名的「中國問題」學者專家都來過薈廬。《康隆報告》的起草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施伯樂(Robert A. Scalapino)稱薈廬:「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寶庫」。此語不虛,曾是真正的「中共問題」專家,也是第一個影響我對「中共」研究產生興趣的人。

 曾永賢在薈廬一待就是37年,我待了13年就辭職出國留學。這13年中,我不但以他為標竿努力學習與研究,也認識了當年與曾一起「搞革命」的同志:黎明華、劉興炎、陳福星等人。後來曾先生推薦我到政大東亞研究所進修,教我「中共黨史」的居然是當年主其事設計誘捕蕭道應、曾永賢、陳福星等人的前「台灣省調查處長」郭乾輝(即中共江西蘇維埃時期的陳然、二萬五千里長征時的郭潛、自新轉向後為政大東亞所教授的郭華倫)。此外,也因曾先生的關係,我在座談會上認識了當年曾的上級領導洪幼樵。在這些人物中,曾永賢是最後過世的一人,但他們的人生故事早已凝聚成我研究「台共」的興趣。

 第二段時間是我留學回來在中山大學服務期間,有機會參加「中華歐亞基金會」,當時曾先生以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身分,受聘擔任該基金會的副董事長兼執行長(董事長是張京育),我擔任董事兼大陸所召集人。基金會的主要活動是國際及兩岸交流。我每次去大陸參加兩岸問題研討會或學術訪問歸來,曾都會問我開會的情況,並關切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這段時間前後有14年。

年少即有強烈的民族意識  
 
 曾永賢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是真正的「日本通」,他多次籌備/主持「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有一次在東京開會,晚宴結束後,他帶著我和其他幾個年輕學者,到銀座小酒館體驗真正的日本傳統文化,他解說《源氏物語》令我折服,讓我認識到他的人文面。

 有了長達27年的相處與共事,自然有感情,我稱他為「曾老師」,除了尊敬,也彰顯我對他由淺入深的認識。

 曾永賢生於1924年苗栗銅鑼,受到他二哥曾永安的影響,1939年他15歲那年便負笈日本,在東京與二哥同住了兩年。他回憶說:他二哥與一群銅鑼年輕朋友1930年代就去日本留學,他們「很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具有非常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鼓勵來日本的學生讀理工科系,準備將來為建設中國做出貢獻」。曾說他二哥和這批青年人自組讀書會,他們讀三民主義、實業計畫,而且討論十分熱烈。

 曾永賢這時首次接觸到周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日文版,他說對他影響較深的是民生主義,它認為「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其實就是社會主義」,他說可以把三民主義「當成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而且是一種很溫和的社會主義」。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這個時候日本正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為了改姓名問題,他大哥(曾永清)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和二哥徵詢意見,曾永賢首先反對,二哥也接著反對,於是二哥回信告訴大哥:反對曾家將漢族姓名改為日本姓名。曾先生回憶說:「在銅鑼庄的公職人員、士紳中,沒有改姓名的,只有我們這一家。」這裡可以看出,少年的曾永賢和他二哥一樣具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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