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弔愛國主義者王曉波

http://www.cntimes.info 2020-08-30 03:10:32
 我與王曉波初次謀面在1992年5月中旬,之前讀過他的文章。1992年5月中旬,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我率團應邀與會。這是大陸學者第一次到台北,走上政治大學講壇。在開幕式上致辭的政治大學校長張京育、國史館館長瞿韶華都很興奮,表示希望這次會議能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起點。

 1979年元旦,葉劍英委員長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10月,中國史學會與湖北省社聯在武漢舉辦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世界各國的學者都來與會,盛況空前。在會前給台灣學者發出邀請函,竟無一人前來,可見海峽兩岸的關係是緊張的。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老兵大陸探親,1988年起有一批台灣來的歷史學教授來近代史所,我曾接待他們。

台北開會初見曉波

 1992年5月10日,主辦者胡春惠所長在論文集裡說,這次會議是「大陸學者正式受到邀請集體到台北出席會議的記錄開創者。……這次黃興與近代中國的討論會,不僅是一次成功的討論歷史會議,也是一次成功創造歷史的會議。」中國社科院也很高興,此次到台北出席會議實現了大陸學者海峽兩岸雙向交流。

 會議第一天茶歇時,來自日本的戴國煇教授(此前在北京已經見過)問我,想不想與王曉波見面?我說沒有機會。他說他來安排,只是要我向會議主辦方提出爭取一點自由活動時間。我同意了,但會議主辦方告訴我,時間已經安排滿了,沒有我的自由活動時間。晚飯後,有一年輕人敲開我的房間門,要我跟他走。我跟著他到了政大中文系尉天聰教授家裡,那是宿舍樓的頂層,屬違規房。進門後發現戴國煇夫婦、陳映真、王曉波、尉天聰等人都在。

 這次見面才知道,王曉波家的電話被竊聽了。曉波問我,張教授怕不怕坐牢?我答覆他,在1949年前當然怕,今天不怕。曉波說,我們找個立委到立法院裡去質詢,為什麼不讓我們接待張教授?我表示不要採取這種辦法,這樣會惡化兩岸關係,使剛剛開啟的兩岸文化交流中止。曉波說,你請主辦方買下午返回機票,上午我們以台灣史研究會名義歡迎你。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但也未實現。主辦方安排了上午的飛機,淩晨4點就起床,當然無法與曉波再見面。

 這次首訪台灣,本計畫兩周,一周在政大,一周在南港。政大一周結束了,我們被通知離開。我猜想,這大概與戴國煇給王曉波打電話被竊聽有關係。

北京再度見到曉波

 初次見面,對曉波印象很好,坦率、善辯,是一個可交的朋友。第二年在北京出席海峽兩岸關係論壇,又與王曉波見面,發現他的戰鬥力極強,對與會的國民黨一派學者質疑「一國兩制」駁斥甚力。我在會上提交的論文〈歷史與現實:「一國一制」和「一國兩制」研究〉很快在1992年第2期《海峽評論》(下稱海評)刊登。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台灣刊物上發表。從1992年起,海評每期都送給我,不久後我被列名為大陸顧問。我拿到雜誌,看到封面上的通欄標題《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 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很高興,兩句話把海評的編輯宗旨講透徹了。

 1993年以後,我的文章大約有近20篇在這個刊物上刊出,大多數都是曉波先生約稿,少數是轉載,更少數是我主動投稿。1993年第12期我主動投稿〈中國歷史將要良性運轉─毛澤東與近代中國歷史的隨想〉,該文是我對未來中國歷史的預測。1995年第1期的《中國的統一要靠中國人自己─書生議政:年終看兩岸關係》文章,是1994年末曉波的約稿,他在紙上寫了幾句話,要我對兩岸關係、中國前途和國際形勢發表看法,用傳真機發給我。

 我覺得1994年初以前的兩岸關係發展很順暢,台灣當局召開了國是會議,成立了國統會,國民黨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1992年兩會在香港就事務性進行談判(後來概括為「九二共識」),1993年在新加坡的汪辜會談成功等,看來局勢向好。不料,1994年3月發生千島湖事件,引發兩岸關係倒退。我看到千島湖事件後,台灣當局和李登輝的一系列表演,很是氣憤。

 收到曉波約稿函後,我寫了分成三個子題的文章:1994年的兩岸關係、「一個中國」的定義、「一國兩制」會讓台灣人民失去什麼?曉波收到文章後,立即安排在1995年第1期發表。通過千島湖事件,我指出兩岸關係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很快在1995年李登輝康乃爾大學演講、1996年導彈事件、民進黨陳水扁上台等一系列事件得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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