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鴻生:保釣50年談重新認識中國

http://www.cntimes.info 2020-10-28 09:57:11
1970年代初發生在台灣及北美各大學校園的保釣運動,為戰後新生代帶來了重新認識中國的重大契機。50年後,筆者想對我們的這個中國認識提供一些反思,並展望未來重新認識中國的契機。

當時保釣參與者本就懷抱著中國身分,就年齡層而言,包括讀研究所的,大致出生在1945年到1952年之間,就是屬於所謂戰後嬰兒潮世代,或稱為戰後新生代。

就台灣人而言,這個戰後新生代還代表著特別的意義,就是台灣在回歸祖國之後,他們完全接受了現代中國身分教育,有著現代中國國家觀念的第一代台灣人。為何如此說?這必須從他們上一代,也就是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長輩說起。

沒有國家觀念的乙未世代

台灣戰後新生代的長一輩,也就是筆者父母親那一代人,是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出生,權且稱之為乙未世代。乙未世代是接受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灣人,只是,他們接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而不是現代中國教育。

乙未世代與他們的上一代,即前清遺老、筆者的祖父母輩相比,他們是現代人。現代人的一個重要的思維特徵就是有國家觀念,比如說,中國大陸在甲午戰爭後列強逐步進逼的壓力下,經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抗戰與解放,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自主地走出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就在如此奮鬥了數十年之後,到了抗戰時期,才達到高峰。

然而,乙未世代的台灣人,相較而言,卻很遺憾地沒能參加到這個歷史過程,以至於沒能養成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他們有很強的現代文明觀念,但沒有日本殖民教育里的國家觀念,因為作為次等國民是不可能有的。

後來,日本在1930年代發動侵華戰爭時,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以日本皇民的資格來誘使台民為它而戰,雖然已經太遲,還是影響了一些人,留下禍根。

所以說日本殖民台灣50年,留下有著現代文明觀念,卻沒有現代國家觀念的一整代台灣社會菁英。接著又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就更無助於乙未世代去重建中國國家觀念了。因此,對於台灣戰後新生代的思想成長不能忽略的一點是,我們並沒能夠在家里從上一代人,學習到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

戰後重新認識中國的轉折

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現代中國國家觀念,主要是從學校學習來的,這是台灣人重新認識中國的開始。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們在這方面歷經了三次轉折,學習到認識中國的三種思想框架,簡單說就是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三套西方發展出來的現代思想;在時序上也分別開始於1950、1960與1970年代,直到現在,也基本被這三套思想所左右。底下簡單敘述這三種思想及其相應的歷史時期。

戰後新生代首先是從1950年代起,國民黨的反共民族主義來認識中國。雖然國民黨的這一套中華民族精神教育,施行在曾被日本殖民50年之久的台灣,是很不接地氣的,但是對於當年生活在沒有國家觀念、庸俗自利的庶民社會的台灣青少年而言,卻是生命成長中的第一個啟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精神初戀,是一個很給力的教育。這個力量是1963年的青年自覺運動與1970-71年的保釣運動的基礎動力。然而,在1970年代國民黨在國際上失去中國代表性之後,這套思想卻弔詭地經過改頭換面,成為分離運動的內在驅力。

接著而來的是1960年代起,美國思潮開始向台灣社會傳布,而形成的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可以概括為從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視野來認識中國。對於台灣戰後新生代而言,這是在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之後,第二次重大的生命啟蒙,追求的不再是國族這種大集體,而是個人的發展,就是所謂的個體解放、自由民主、反國家、反威權、全盤西化等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潮。

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殷海光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柏楊批判中國傳統的「醬缸文化」說、李敖的個性解放與青年崇拜,以及美國新聞處所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量中文圖書,用來宣傳美式民主自由、現代化理論與前衛藝術。這些話語與國民黨的民族精神與國家觀念對著幹,特別投合當時進入青春叛逆期,在苦悶的聯考教育體制下,尋求解脫的第一批台灣戰後新生代。這套可以籠統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思想框架,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構成了如何認識中國的強大指引,一直延續至今。

當時隨著台灣對美國的開放,歐美1960年代青年運動的各種思潮,也透過各種管道滲入台灣。雖然這些東西在少數的進步知識青年圈子起了不小作用,也引發對中國認識的反思,但是在1960年代提供給戰後新生代的整個思想氛圍的基調,還是親美反共。

台灣戰後新生代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在保釣運動與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這兩個重大事件的衝擊下,開啟了從社會主義來重新認識中國的新視野。保釣運動時期重新認識的中國,卻是文革高潮時的中國,有很多遮蔽與扭曲,但即便如此,卻再也不是用西方霸權的眼光,所謂的「帝國之眼」,來看待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歷史與自己的先祖了。

雖說這是戰後台灣青年的第三次啟蒙,但這視野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卻必須以十分隱諱與拐彎抹角的方式來表現,不像美式自由主義那樣可以公然宣揚。由於社會主義觀點只能侷限在少數圈子內,因此就一直沒能在台灣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運動。然而作為廣義的左派思潮,尤其是蘇聯垮台後,歐美流行的各色各樣西方新左思想,倒是在解嚴之後的台灣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界流行開來,並且影響到如何看待當代中國。

這三大思想框架─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正是西方現代啟蒙運動幾百年來的三大思想支柱,藉由各種政治或社會載體,影響著台灣戰後幾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認識。今天台灣對中國認識的紛紛擾擾,不管統獨藍綠,也無論政治或社會運動,基本上皆脫離不了這三種西方啟蒙思想的主導、糾結與侷限。然而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不是從自身社會產生的思想(甚至已經僵化成為意識形態),不論互相如何爭論,都在共同製造對當代的及歷史的中國的刻板印象,並進而在生活與感覺層次上,形塑對中國的各種偏見與成見。

當然在1949年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的,還有從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出來的一些人物與思想,例如新儒家、一貫道及「人間佛教」的各種教團等,他們與國府的關係,除早期的一貫道外,大致相安無事。

同時台灣鄉間鄰裡也還保存著日據50年劫後餘生的地方傳統文化與習俗,這一部分一直受到國民黨的忽略與壓抑。這些屬於傳統的東西,在當年追求進步的知識青年中,比較缺乏吸引力,也沒能形成具有改變社會的政治動能,因而在社會上一直有著保守的形象,被進步知青視為落後中國的苟延殘喘。

50年後的重新認識中國

可以說,今天台灣人認識中國,不脫以上這些學自西方的思想框架,以及其各色各樣的變種。這些互相糾結、彼此矛盾的思想框架,如今讓我們在面對西方強勢的話語權時,顯得捉襟見肘。說到底,這幾種思想框架本來就是西方世界,因應其數百年來自身的社會變動而產生的,只是在西方的話語與實質的霸權下,膨脹為普世價值;何況這些思想框架,面對當下西方本身的困局時也已力不從心。這些理念被拿到中國來,確實曾在特定時空下,幫忙解決了不少中國與西方現代世界碰撞所帶來的問題。

若我們用「體用」關係作比喻,這些思想畢竟只是在用的層面發揮作用,要拿這些東西來當成可以讓中國人安身立命的體,必然矛盾百出、彼此扞格,身心不得安頓。

如今保釣運動50年了,我們也開始認識到,當這些屬於用的層次的思想框架占據了體的位置,就會變成僵化的意識形態。時代再一次要求我們重新認識中國,這即意味著,必須超克這些僵化的意識形態,而從中國自身這個體來認識自我。

多年來,兩岸已有不少人開始反思這200年來中國歷史的道路,我們顯然再次迎來了重新認識中國的契機,不再以西方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看待自己,希望能真正尋回自我,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出路。

 (作者係作家、《青春之歌》作者,來源:觀察月刊87期) 
【大華網路報】